【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中国业主维权行动的深描,指出依托于互联网平台,一种新的社会运动组织模式正在形成。依托互联网的诸多技术优势,社会运动的参与者(比如维权业主)得以改变传统社会运动中从组织者到参与者的自上向下动员模式。虽然不存在明显的核心组织,但在松散的运动企业家群体的引导之下,通过在线协商和辩论,形成一种依托于互联网平台的相对民主的组织、动员和决策模式,这为有效动员和信任的培养提供了契机。而且这群运动企业家还适时运用各种策略,引导运动诉求、调整目标,达成集体认同的建构,从而消解虚拟组织的风险,缓解搭便车困境。透过对这一虚拟组织模式的讨论,本文将对互联网与中国社会抗争的研究有所增进。

【关键词】社会抗争 互联网 虚拟组织 运动企业家

一、 威权体制下的业主维权和社会抗争

  在传统计划经济年代,个人与单位形成了“制度性依附”关系(华尔德,1996)。通过单位制,社会被有效地组织和管理。改革开放后,市民开始从“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化,与原有单位的利益关联渐趋弱化。而随着经济体制的变迁及对私有产权的保障,新型的居民社区开始大量涌现,并推动了各种主张权利的业主维权抗争(Cai, 2005;张静,2006; Read, 2008)。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业主维权运动陆续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城市爆发(Cai, 2005)。在各种维权议题中,业主往往要面对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或者相关政府部门等强大的利益主体(张磊,2005)。但由于现行法律和制度的不完善,企图通过体制内手段,比如自发成立业主委员会进行谈判,或者向相关政府部门、人大代表、消委会等反映情况,甚至以法抗争等,都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且常常失效(黄征,2007; Cai, 2005)。无奈之下,非暴力不合作、贴大字报闹事、集体上访、游行示威、暴力反抗等体制外的集体维权抗争行动成为选择(黄征,2007)。而体制外的集体维权抗争行动,则面对着强大的利益集团的阻挠,还存在着政治风险和集体行动的组织困境。

  然而,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和在线业主论坛的兴起,许多社区开始通过互联网建立起虚拟的联系(Read, 2008;谢静,2011),这也成为社区业主维权抗争新的组织动员平台(Hampton, 2003;黄荣贵、桂勇,2009)。现有研究表明互联网能够有效建构集体认同感,形成问题共识;而且能够成为重要的政治机会,使得议题上升为跨国议题,抬升政府管治的成本(Thornton, 2008; Loudon, 2010)。无疑,考察互联网与中国社会抗争的关系,是进一步理解当下中国社会抗争形成和发展方式不可忽视的维度。

  西方社会运动学者更加关注的往往是互联网作为社会运动组织(SMOs)的动员工具。但在中国的体制下,中层组织的力量非常薄弱,缺乏运动网络和引导社会运动的核心组织(赵鼎新,2005);因此,社会抗争总体上停留在草根动员的弱组织状态,与西方社会运动高度组织化的特点相去甚远(应星,2007)。同时,这些自发动员的弱组织时常面临巨大的政治风险,政府常通过打压严惩维权精英瓦解抗争(Cai, 2005;陈家喜,2008; Read, 2008)。而潜在的抗争参与者也往往因为政治风险而不敢参与其中。那么,互联网的技术优势能否成为中国社会抗争的组织资源,在中国催生出新的组织动员模式?而这种新的组织动员模式形成何以可能成功,关键是什么?在中国的具体情境中又面临怎样的困境??

  在我们的案例之中,笔者发现,运动企业家(movement entrepreneur)对于互联网能否成功动员起集体维权行动非常重要。运动企业家这一概念最早见诸资源动员论(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西方社会运动学者认为,运动企业家承担了动员潜在参与者的角色。他们主要负责共识动员(consciousness mobilization)、促成目标导向(goal-oriented)的集体行动、维系运动的集体身份和组织稳定性。他们往往具有某种公共精神,对某些议题极为关注且愿意为之付出行动(Schmitt, 1989)。在中国的语境下,我们同样发现了这样一批运动企业家,根据当下中国社会抗争中遇到的困境,对互联网技术进行创造性运用,成功实现了“虚拟组织”的动员方式,进而为有效动员和信任的培养提供了契机,并且消解虚拟组织的风险,缓解了搭便车困境。

  本研究以番禺民众反对垃圾焚烧炉议题为主要案例,展现一个松散的运动企业家群体透过对互联网的创造性运用,成功进行“虚拟组织”的过程。我们认为,在“虚拟组织”的形态之中,这批运动企业家构成了潜在的组织者,不过凭借互联网技术特性(technological affordance),将组织化程度尽量减低。此一种新的组织模式与传统社会运动依托于实体组织不同,在松散的运动企业家群体的引导下,借助在线社区论坛、QQ群以及社交媒体等互联网平台,实现了抗争内部一定程度的协商、决策和框架建构过程的民主化,并成功动员线下的抗争行动。这一运动组织模式,本研究将其称之为“虚拟组织”。这个依托于互联网的“虚拟组织”模式的形成,与中国社会抗争高风险、弱组织的政治、社会情境紧密相关。这种“虚拟组织”形成的逻辑、面临的困境和背后的政治意涵必须放置在中国现实中,根据抗争的动态情境来加以理解。

  因此,下文将以运动企业家群体为主线,通过呈现不同类型运动企业家在具体的政治、社会情境中创造性运用互联网技术特性、成功组织抗争的过程,尝试呈现互联网和中国抗争政治互动的独特逻辑。


二、互联网和抗争政治

  互联网的发展,深刻影响了全球范围内的抗争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而针对这一理论命题,学者主要有两大研究的路径。一个路径关注以网络为阵地展开的公民行动(internet contention),另一路径则侧重考察通过互联网来组织和动员网下的行动(internet-assisted contention)。

  其中,针对第一个路径,很多社会运动文献探讨互联网带来了抗争形式和抗争情节(contentious repertoire)的变化。尤为引起社会运动学者好奇的是,各种样态的网络社会抗争(online activism)的勃兴(eg. Earl & Kimport, 2011)。而另一路径的学者,则更关注互联网对于线下社会抗争组织动员过程的影响(eg. Harlow & Harp, 2012)。

  针对中国的相关研究也正方兴未艾。第一个路径的研究,已比较全面和系统。比如杨国斌就曾对中国的网络公民行动(online activism)进行系统研究和梳理,对各类网络维权、网上反腐、网上签名、网络民间救助,以及众多的网络社区和博客作者所发起的大大小小的集体行动进行细致考察(Yang, 2009)。

  而针对第二个路径,互联网与线下抗争行动组织动员之间的关系,则讨论较少。部分研究结合传统的社会运动理论,对互联网影响社会抗争政治机会、动员和框架过程进行理论梳理(任孟山,2011)。部分研究则认为在线业主论坛、QQ等新媒体工具由于其互动性强,且打破时空界限,大大降低了维权业主讨论沟通的成本,成为业主维权运动的组织基础,是组织、动员、协调的工具与手段(卢家银、孙旭培,2008)。另有少部分研究采用量化的方法,指出互联网作为社会抗争组织动员结构的潜力(黄荣贵、桂勇,2009;蔡前,2009)。然而这些研究往往缺乏对于个案的翔实考察,且容易陷入技术决定论的陷阱,忽视具体社会情境、行动者的策略性行动(黄荣贵,2010)。

  当然,若干研究还是为我们理解这一理论命题提供了有益的洞见。比如杨国斌就曾从情感结构的维度解释网络公民行动在中国何以能够成功动员;也有部分学者透过个案考察指出,互联网是否能成功组织起集体抗争,既取决于如何对事件框架化(Pu & Scanlan, 2012),也取决于所处的政治 / 媒体环境(Huang & Yip, 2012)。这些具有解释旨趣的文献为我们研究的展开提供了启发。

  不过本文尝试透过质性研究来说明,互联网得以成功组织起社会抗争,也与抗争者对于互联网的使用策略息息相关。本研究认为,抗争者在具体的政治社会环境下,如何与技术进行互动,是理解互联网在中国社会抗争中角色的重要维度。我们认为,理解这一现象的关键在于一批运动企业家的存在,以及这些运动企业家透过对互联网技术的创造性运用,形成一种依托于互联网平台的相对民主的组织、动员和决策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抗争的恐惧,培育了信任。

  其实新近几年,西方社会运动学者开始反思将互联网作为传统社会运动的辅助工具这一研究思路存在的问题,指出这一研究思路时常忽略互联网给社会运动带来的新的特点(Garrett, ?2006)。部分研究也指出了依托于互联网,以少数积极分子为核心的社会抗争新组织模式的可能(Earl & Schussman, 2003)。最新的研究更是指出,互联网的技术特性(technological affordance)大大减低了社会抗争组织动员的成本,使得少数运动企业家依托互联网的技术特性能够发动大规模的社会抗争(Earl & Kimport, 2011)。部分学者也强调,抗争者的技术实践是理解互联网组织动员潜力的重要维度(Garrett & Edwards, 2007)。然而,这些研究并未能很好符合中国社会的语境,需要带入跨文化视角(Harlow & Harp, 2012)。

  而梳理众多研究中国社会抗争的文献,我们也看到运动企业家在中国的社会抗争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比如,杨国斌(Yang, 2005)就曾经依据所掌握的政治资本、专业知识、国际联系等方面的差异,区分了在环境抗争中的出现的三种类型的环境非政府组织(ENGOs)的领导者。在杨看来,这些运动企业家依据动员资源能力的差异成立了不同类型的ENGOs,成为环境抗争的重要动力。而应星(2001)则发现了在农民抗争中,农民中的精英分子组成的精英集团成为农民抗争中具有核心地位的“弱制度化组织”,这些农民中的精英分子有能力将抗争农民诉说不清的感受提炼为一套逻辑严密、清晰可述的抗争话语,并推动抗争诉求的转换。

  基于此,本文尝试以广州番禺垃圾焚烧炉议题为个案,检视运动企业家如何运用互联网进行组织动员的动态过程,尝试沟通传统的社会运动理论,检视基于互联网的这一新的组织动员模式的新特点;并进一步结合中国当下语境,指出这一运动企业家引导下的新的社会运动组织模式对于当代中国抗争政治的独特意涵。


三、个案选择与方法说明

  如上所述,近些年来,互联网在众多业主维权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业主论坛、QQ群、微博等在抗争的组织和动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业主维权运动自90年代以来频发,是一个十分活跃的社会议题领域。选择业主维权运动作为我们的考察对象,便于我们更好理解互联网的重要角色。

  近年来,涌现了很多这方面的个案。比如厦门PX事件中社区居民运用“小鱼”社区论坛进行抗争的动员,北京六里屯民众反对垃圾焚烧厂事件中民众借助“绿色百旺”网站展开组织和动员,上海反磁悬浮工程中民众运用论坛和QQ群进行动员,等等。本文选择2009年番禺民众反对垃圾焚烧炉议题为个案,并主要以丽江花园小区的论坛“江外江”以及若干业主QQ群为考察对象。这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首先,在这个议题中,业主们都强调他们没有组织,也不存在领导。“无组织,有纪律”是业主们引以为傲的事情,而且他们还喊出响亮的口号:“我们不要被代表”。没有明确的实体组织,依托于互联网平台进行虚拟组织,是这次维权运动的显着特点。

  其次,有一个线上线下的互动过程。早期的线下行动遭到政府打压,业主们恐惧风险,于是将运动转入线上。而线上的动员和组织为运动的展开积聚了动能,最终业主们又一起从线上走到线下。这个转换过程充分体现了“虚拟组织”出现的社会、政治情境,有助于我们理解“虚拟组织”对于当下中国社会抗争的意义。

  再次,番禺民众反对垃圾焚烧炉议题是这几个议题中唯一一个从“邻避运动”框架转向“政策倡导”框架的案例,这便于我们更好考察依托于互联网进行成功虚拟组织的潜力和效果,也更能展现运动企业家对运动的引导。

  最后,番禺垃圾焚烧炉议题中发挥组织动员作用的论坛主要是“江外江”论坛,其所依托的丽江花园社区有着独特的抗争传统和公民文化,这种抗争传统和公民文化导致社区业主更主动运用互联网进行维权抗争,是典型的成功案例。这种对互联网的充分和创造性运用能够更充分地展现虚拟组织的潜力。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采用在线参与式观察(或可称为虚拟民族志)的方法,通过论坛和QQ群全程跟进业主的整个维权抗争过程,并记录了大量的田野笔记,拷贝了相关论坛的帖子。与此同时,还采用深度访谈的方式,对论坛版主和部分参与抗争的业主进行深访。另外,我们还参考了大量与此议题相关的报道,力图还原议题发展的全程。

  在整个议题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从一开始就对业主线上(online)的协商辩论过程和线下(offline)的抗争行动进行了参与式观察。线上部分,我们观察了番禺多个社区的业主论坛,如“祈福人”、“广碧论坛”、“南奥花园”等,当然本文重点观察了番禺丽江花园社区的“江外江”论坛。我们还加入了业主们专门为番禺垃圾焚烧事件所建立的QQ群。笔者所加入的“? ? ?”群是一直都比较活跃的一个,群成员有499个。通过这些业主们的传播平台,了解业主们如何策略运用各个互联网平台,探寻行动的内部逻辑和隐秘脚本(Scott, 1990),进而揭示互联网虚拟组织的运作机制。

  线下部分,几位研究者亲身经历了广州番禺业主2009年11月23日到市政府门前的“集体上访”,并陆续深度采访了在运动中比较活跃的业主。按照半结构化的方式,每个访谈时间约为一个半小时,并在被访者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录音。(见表1)


四、虚拟组织:中国社会抗争的新组织模式

  如前所述,如何在中层组织很不发达的社会语境下进行社会行动的组织,这成为中国社会抗争发起的一大困境。在传统的社会运动中,中层组织作为运动的组织者,必须界定问题,提出运动诉求,规划具体的抗争行动,并进而建构问题化和合法化框架,动员潜在的社会运动参与者。从组织者到参与者的自上向下模式,是传统社会运动的显着特点。

  而我们观察到的这一依托于互联网平台的社会抗争组织模式——虚拟组织,则与传统的社会运动有着天壤之别。在运动企业家的适时引导以及在各个阶段的鼓动之下,成功实现了“去组织化”的策略,并进而形成相对民主和开放的决策模式。在其中,界定问题、提出运动诉求、规划具体的抗争行动等具体过程的机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完全由运动参与者集体决定。在互联网平台上,尤其是在社区论坛和QQ群上,运动的参与者经由表达、协商和辩论等方式,形成意见的自由市场,并通过意见的自由竞争,形成主导性意见,引导运动。这为有效动员和信任的培养提供了契机。

  即是,通过在线协商和辩论,业主们以民主透明的方式合法化自身抗争行为,提出自己的运动诉求,并根据外界反应及时调整,进而建构了强烈的集体认同感,并积极策划线下的各种抗争活动。依托于互联网,整个社会抗争呈现出弱组织化的状态。

  这种虚拟组织得以成功组织起线下的社会抗争,取决于两个重要的过程。其一,存在运动企业家的引导,广州番禺区域独特的抗争文化培育了一批运动企业家,凭借自身的知识背景和所掌握的社会资源,积极运用互联网展开抗争动员。这是虚拟组织得以成功的关键之一。其二,虽然存在这批运动企业家的适时引导,但是与传统社会运动自上而下的组织模式不同,这批运动企业家凭借技术优势,创新了组织的过程——集体决策。

  具体而言,运动企业家的权威取决于其意见是否具有含金量,必须经由大家集体投票赋予。即是,运动企业家的意见也是需要经过民选和投票的。具有含金量的意见,才会获得大家的认可和支持。依托于虚拟社区论坛,一种跨越时空、低成本、低风险的在线协商和在线辩论得以形成。这一在线协商和辩论的过程,由于每个人都把握了编辑权,比较民主。而在这种相对民主的协商和辩论过程中,一个意见自由市场形成。每种意见都通过意见的自由市场进行竞逐,并逐渐形成主导性意见,博得大多数运动参与者的认可。

  在这个市场中,优势意见得到追捧,优势意见的提出者便成为暂时性的领导者,在某个意见上得到大家的拥护。每个独立的活动,没有固定的发起人,而是依靠“群众性的创意”。不同的业主有了好的想法,就会成为新的领导者,产生新的追随者去实践。这种接力棒式的组织方式,消除了传统领袖的权威,让公众智慧得到了最大的发挥,也让业主的卷入程度更高。因为,每个人都能看到自己的作用和贡献,人人都是组织者。这种松散的方式,为维权运动提供了一个更加开放的空间(参见图1)。


五、运动企业家引导下的虚拟组织

  2009年下半年,广州番禺民众通过互联网成功组织起线下抗争,抗议政府在罔顾民意的情况下启动垃圾焚烧炉建设项目,并成功进行了垃圾分类的政策倡导,改变了政府的政策安排。

  在番禺民众反对垃圾焚烧炉建设这一议题中,我们的访谈对象时常将“无组织、有纪律”挂在嘴边。而其实,透过我们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整个抗争虽然并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自上而下的组织形态,却存在一批抗争精英作为运动企业家,活跃在整个抗争的过程中。“无组织、有纪律”其实是运动企业家们规避风险、避免体制镇压的重要策略。

  一说组织,我们这一回就输了。无组织,我们就赢了。这是很关键的,无组织有纪律,一有组织就是非法集会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所以,我们跟媒体都说我们是无组织有纪律。(受访者:姚姨)

  我们的活动没有组织。其实在中国,不能组织,不能闹事……(受访者:“巴索风云”)

  整个抗争的组织在转入线上之前,也进行了若干次线下的活动。在议题的早期,2009年9月底,业主们曾试图通过开会的方式,把大家召集起来商量对策。这就有了后来的丽江“206会议”,也就是“看片会”。在那次会议上,业主们都非常“惶恐”,争论一番后,也没有形成很具体的策略。在网友“kingbirdogd”的倡议下,“206会议”又开了两次,之后不了了之了。也正因此,整个“反烧运动”的组织才从现实走上论坛。

  这批运动企业家由于各自所从事的行业和知识背景的差异,为整个抗争提供了不同的资源。比如,“阿加西”以前从事法律方面的工作,所以在法律方面为整个运动提供了大量的智慧。而姚姨以前是从事环保相关工作的,对中国的环保政策和法规有非常清晰的了解。所以,在问题化现有政策,依法以规抗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我原来是从事安全环保卫生这方面的工作。对国家的一些环保法规,怎么立法都很了解。对他们在一个这样人口稠密的地方,搞这样一个工程,我很不理解。所以一旦知道了以后,我们就查法律法规,一查就知道明显违规。违反环法200684号选址的规定。我们觉得项目有问题,就开始整理材料。(受访者:姚姨)

  当然,也由于各自性格特点的差异,这些运动企业家又分化为意见型运动企业家和行动型运动企业家。意见型运动企业家往往能言善辩,对于整个抗争的发展有非常敏锐的观察,善于将大家的诉求清晰加以表达,而且还善于将诉求适度拔高。比如“樱桃白”与“阿加西”就是意见型运动企业家。而行动型运动企业家虽然不善言语,却非常务实,是实干型的人才,拥有各种资源和人脉,确保线下行动的顺利展开。比如“kingbirdogd”和姚姨。当然,也有部分运动企业家是这两种类型的综合,既能言善辩,又非常有行动力,比如“巴索风云”,等等。

  (一)运动企业家搭建虚拟组织平台

  “江外江”论坛是番禺丽江花园的业主论坛,也是以前历次维权抗争留下的信息基础设施(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这个论坛的一批版主是最早的运动企业家。

  2002年,丽江“桃花暗轩”和“九如通津”两个苑区的业主为维护自己的“景观权”,展开了一场反对修建新浦南路的维权运动。在开发商建的业主BBS上,业主们发的相关帖子总是被删除,他们便筹钱租用了一个服务器,另开一处业主BBS,名为“江外江”。最早的一批活跃分子则是在2003年之后加入的。从建成数年来,“江外江”就一直是业主捐款维护,而且是从业主中选择有兴趣、有能力的志愿者版主来管理。

  在这次反对垃圾焚烧运动中,“江外江”业主论坛成为最有影响力、信息最集中的独立社区论坛。在番禺其他的社区业主论坛,如“祈福人”、“广碧论坛”、“南奥花园”等上面,也零星看到业主有关垃圾焚烧的讨论,但很快都在海量的信息中沉没。而“江外江”之所以能脱颖而出,成为番禺业主反对垃圾焚烧的大本营,主要得益于它一直以来组织维权和公益活动的经验与传统。

  中产阶级的业主论坛不同于普通的网络社区,它是依托真实的社区建立起来的。所以活跃在论坛上的人,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的陌生人和聊友,而是分享相同权益,分担相同风险的业主。这样的网络社区更加独立,也更加有自我认同和归属感。 “江外江”成为整个丽江花园的公共大会堂。

  “江外江”上垃圾焚烧专版以前的版主是“原上草”,后来又公开征集了新的版主,增加了“风中疾走”、“樱桃白”和“巴索风云”。他们透过开辟论坛版面,公开征集新版主,成功在线上搭建了虚拟组织的平台,实现了在线集会。而这种在线集会,超越时空,避免了线下的身体在场,而形成了“不在场的想象共同体”,降低了政治风险,也消除了政治恐惧。

  2009年9月底,当议题刚刚进入业主们的视野时,大家仅在“丽江大客厅”这个平时茶余饭后闲聊八卦的“杂谈版”上议论;随着议题的升温,10月16日,“江外江”论坛在首页显眼位置开辟出“垃圾焚烧发电厂专版”。这被看成是业主关于垃圾焚烧专项讨论的开端。后来又将它从“江上大客厅”分裂出来,成为现在的“垃圾焚烧与环保”版。

  QQ群方面,番禺业主反对垃圾焚烧的QQ群有十多个,最早在10月12日的时候,海龙湾的业主“kingbirdogd”建了第一QQ群,上传了行政诉讼材料。笔者所加入的“? ? ?”群是一直都比较活跃的一个,群成员有499个。后来群上所有的业主都搬到新的“绿色环保”群。QQ群是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空间,外面的人加入必须通过申请和严格的认证,但也会让记者和感兴趣的人入群。比如,曾经就有《广州日报》的记者在“kingbirdogd”建立的QQ群上公布联系方式,邀请业主提供新闻线索。

  在运动的前奏、发展和高潮等各个阶段,论坛和QQ群不仅起到信息预警的作用,还转载集中传统媒体的报道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网站的信息,引起业主的普遍关注和讨论,凝聚共识;更成为发布信息的窗口和指挥中心,定期发布开会通知、行动计划方案、每一时段的工作安排,而且动员业主参与,招募活动志愿者,募集资金,反馈活动的情况。这使得活动的整个过程更透明,目标更清晰,步调协调一致。(见图2)

  不过,运动过程中出于组织动员的需要,内部的隐匿文本和外部的公开文本时常存在差异。内部隐匿文本的泄露可能会对于运动的有效动员形成不利影响(Scott, 1990)。为了更好发挥技术的能量,维权业主对在线业主论坛和QQ群的技术特性加以运用,巧妙实现平台转换。

  相对而言,论坛是一个向公众公开的平台,有“自己人”也有“敌人”,内外部界限相对模糊,业主的各种言论都需要仔细斟酌,更多是以话语的方式对外表态和对内动员。而QQ群只包含一个有共同利益诉求的小团体,更加封闭、私密,也更加安全,是内部的协商平台。QQ群很大程度上是论坛的延伸和补充,特别是在具体活动的组织协调上。业主们在论坛上可能只是提出了活动倡议,但具体的细节大部分是在QQ群上完成。一般业主会把各种活动的待选方案放到群共享中,然后大家商议。群共享的功能,刚好做了数据的保存和分类的工作,让业主们讨论起来更加方便和有针对性。比如抗争行动中传单的设计、T恤衫和环保袋的设计的具体细节都是在QQ群上讨论决定的。

  (二)意见型运动企业家引导线上讨论

  本研究发现,意见型运动企业家在问题化现有政策、调整运动诉求和建构集体认同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关键时刻,凭借其政治敏感和分析能力,既引导潜在抗争者的讨论,又能够及时对潜在抗争者的讨论加以提炼、拔高和清晰表达。

  1. 问题化现有政策

  为了使得讨论能够有条不紊进行,社区论坛的版主们对运动信息进行分门别类。他们是重要的意见型运动企业家。“垃圾焚烧与环保”版分为现状报告、事件过程、媒体声音、分类回收、无害处理、评论杂文六个栏目。这样也有利于同类信息的积累和同一主题下多元观点的碰撞,为议题讨论的深入提供了方便。而且,讨论内容还能以“帖子”或者“消息记录”的形式存留,不断累加,成为抗争的数据库,方便抗争者随时的存取和进一步的延伸讨论。

  论坛的基本互动机制在于发帖、回帖和加精。对于非常好的帖子,版主会用“荐”、“火”、“精”的图示标示出来,具体的内容上会盖有“版主推荐”、“精华”字样。版主通过加精和推荐的方式,对业主形成了相当大的引导作用。版主推荐这种方式,引导大家关注原本不太关注的言论。技术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即使是枯燥的给政府的建议书,也通常有3~4页的回复。

  比如在“无害处理”和“分类回收”这两个栏目,业主们通过各种管道找相关的垃圾焚烧和无害处理的案例,显示出民间智能的强大力量。一方面,垃圾分类的讨论和倡导在“江外江”上如火如荼的进行,“云游”等业主详细论述了厨余垃圾的分类和管理。另一方面,业主们已经开始从技术和可行性上探讨垃圾无害处理的新方法。论坛上出现了“厌氧发酵”、“垃圾堆肥”、“垃圾焚烧烟气净化”、“等离子气化发电”等各种方案。他们还找到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案例来佐证和学习,比如“荷兰的垃圾焚烧现状”、“德国的废弃物处理方法”、“西安模式的技术讨论”等。有很多外国的法规和案例都是业主自发翻译过来,一些高深的处理技术,也被论坛上的生化专业人士拿过来细细解读。正是这一反烧数据库,有效地否定了现行的垃圾焚烧政策。

  群策群力,集思广益,抗争者顺利拆解了政府的各种招式。当政府宣称“垃圾围城,必须焚烧”,“垃圾焚烧是国际的先进技术”的时候,他们找来十几个国家的垃圾处理经验,证明垃圾焚烧并非唯一处理方法。当政府宣称“番禺的垃圾,番禺处理”的时候,业主们又根据各种科学证据证明“目前的垃圾焚烧厂选址不当”;当政府宣称“这一技术的危害很小,风险可控”的时候,业主们又强调目前的制度下监管不力,并以“广州白云区李坑垃圾焚烧厂周边居民已有很多人得癌症”作为驳斥政府观点的例证。

  随后,业主们更化被动为主动,怀疑项目背后的利益勾结,还积极倡导垃圾分类,不断给政府制造难题。他们发掘出了一个个新的热点,并由此近用传统媒体,引导公众舆论,获取更大范围支持。

  2. 调整运动诉求

  这次抗争不同阶段的目标和诉求调整,都和“江外江”论坛以及业主QQ群上积极的讨论分不开。概言之,其目标和诉求的转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并不反对垃圾焚烧这种处理方式,但认为焚烧厂选址不当,强调不能建在“我家后院”;第二阶段反对垃圾焚烧这种处理方式本身,反对在任何地方建焚烧厂;第三阶段更进入政策倡导阶段,探寻垃圾焚烧出路,提倡垃圾分类。

  与传统的社会抗争相异,没有核心的领袖给定运动的目标和诉求,但去中心化的协商凝聚在线业主的集体智慧,打破了个人思维的局限,使得抗争的目标和诉求不断转化,合法性在群策群力的基础上不断增强。而由于这过程“自下而上”的特点,容易获得认可和共鸣,降低动员的门槛。不过,根据我们的观察,在整个诉求调整过程当中,意见型运动企业家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最开始业主们表达的是本能的愤怒“为什么要建在我们身边,为什么要在人口这么密集的地方建立一个垃圾焚烧厂”。随后网络上出现了番禺人自私的说法,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哪里的垃圾就要在哪里解决,不建在番禺建在哪里”。业主们觉得这是政府故意孤立番禺。意见型政策企业家“樱桃白”就写文章批判这种把番禺人和广州人割裂和对立起来的做法,主张哪里都不要建。

  广州的环保问题被人为分割成几个小区域内的问题!!!李坑在没有人关心李坑村民仅发出微弱抵抗声音的情况下就被建了电厂。现在又好像是番禺人不愿在自己的地方处理自己的垃圾,自己的垃圾不解决要拖累广州其他地方,番禺被孤立甚至被对立了!番禺30万人抵制垃圾电厂的声音显得如此苍白而自私!等筹划中的花都 萝岗电厂再建成了,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到时广州就不是垃圾围城了,是垃圾电厂围城!是二恶英围城了!!!都时候广州人哭都来不及了!!!广州人今天隔岸观火甚至落井下石,迟早是要砸死自己的!!!所以我们不是反对在番禺建垃圾电厂,而是反对在广州任何地方建电厂,反对已经建成的李坑电厂,反对以后要建的花都,萝岗电厂!

  同时中山大学政务学院郭巍青教授在论坛上发表了考察李坑的见闻《我们的垃圾在他们那里烧》,将业主和受害小区联系起来,慢慢地大家从“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邻避主义,自然转向反对垃圾焚烧这种方式,从单纯维权,变成一种环保倡导。一直到2009年11月23日番禺业主“集体上访”以后,业主们都一直在强调,“我们不是反对在番禺建,而是哪里都不要建”。但是焚烧派的质疑随之而来,如果只是单纯的反对而不提出解决之道,最终也不能废除垃圾焚烧。这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论垃圾分类、堆肥等新的无害处理方式,并开始在海龙湾小区进行垃圾分类的试点。“巴索风云”等业主还给人大写公开信,将垃圾分类推向政策议程。这时候,业主们的诉求已经从环保跨入政策倡导。

  我们反对的是焚烧这种不科学的方法,不是在哪里建的问题。而现在的媒体口径似乎都集中在在哪里建上了。无论在哪里建都会面临环境问题,都会有人受到毒害,非周边人群也有可能通过间接途径受到毒害。目前的这种说法,还会造成地域的分化,形成新址和旧址,或者几个地址的人群地域分化,最后形成内部矛盾,造成内斗,那样就不会有团结的力量,也就不会有力量。既得利益方很容易乘虚而入,坐收渔利了。

  3. 建构集体身份

  这批意见型运动企业家还透过论坛管理规则引导讨论,以建构集体身份。“反烧派”和“主烧派”之争中,“江外江”论坛一直是“反烧派”的主阵地。而且“江外江”一直是对外公开,只要注册都可以在论坛上留言,当然这其中就不乏支持垃圾焚烧的观点。不过为了团结更大多数的人,“江外江”秉持的宗旨是:尊重不同的声音,理性发表言论。

  本版为垃圾处理事宜讨论而专设,不是某个观点的代言阵地,无论你是支持焚烧还是反对焚烧或其他倾向,只要言之成理并遵守论坛规则,本版无任(不)欢迎。本版自开设以来,凝聚了大量人气,各种观点的碰撞,体现了和谐讨论的主旋律。但是,我们也很遗憾地发现了不少讨论者在本版所发的大量污言秽语甚至人身攻击,而且以反对焚烧的ID居多,如此下去,若不严加管束,将严重影响版面的理性讨论氛围。

  有鉴于此,管理层再次重申:自即日起,各版主应加大处理效率及加重处罚力度;情节过分恶劣者,超级版主可直接封杀。同时,鉴于几位新任版主对本论坛管理尚不够熟悉且精力有限,自即日起,全体论坛超级版主将参与本版直接管理。

  ——江外江

  那么在自由发言的规则下,如何确保“反烧派”自己的声音成为主流,避免内部被“焚烧派”所瓦解,建构集体身份呢?意见型运动企业家通过特殊的论坛策略对这些声音加以限制。

  比如,那些被公认为“五毛党”的网友,或者被删除帖子,或者被赶出了论坛,封住了ID。比如,“1元 / 2”、“alaks”、“减肥派”、“正七毛”和“负七毛”等被公认为“五毛党”,所以网友“减肥派”的很多言论都被版主直接删除。而“负七毛”则被直接封了ID,理由有点荒诞——“侮辱妇女”。

  除去这些简单粗暴的做法,不回复“五毛”的帖子,让它们自然沉没,也是另一种策略。

  我们有这个共识,那个“五毛”,那些焚烧不焚烧的争论就不顶了让它沉下去。(受访者:“阿加西”)

  由此延伸开来,可见这个意见的自由市场仍然是有边界的,是“反烧派内部的意见自由市场”。而这种集体身份的构建,除去利用论坛管理策略达成之外,意见型运动企业家还通过倡议,协助抗争业主辨认一切可团结的力量——白云区李坑(已经在当地建设了垃圾焚烧厂)和番禺会江(可能要在当地建设焚烧厂)村民。运动企业家到李坑参观后发了《拿什么拯救你,李坑人民》一帖,震撼了许多网友。后来陆续有网友呼吁大家不要忘记李坑,并发起为李坑人民捐款的倡议。李坑始终是番禺反对垃圾焚烧运动一个不可或缺的议题。一方面,作为建设垃圾焚烧厂受害者的李坑人民,是番禺业主必须团结的盟友。另一方面,李坑的现状,能激发更多的人走进反对的人群,并反烧的集体认同更加牢固。毕竟,李坑是前车之鉴。

  番禺会江村和李坑不同,它是潜在的受害者,也是最有资格反对垃圾焚烧的群体,因为番禺垃圾焚烧厂的选址就在会江村。按照论坛上的说法,“要团结会江村民,走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对于会江村民的到来,江友们是非常欢迎的,因为他们是“我们”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当时武汉和花都正在开展的反烧行动的消息也偶尔会在论坛上出现,“北京市民丙”现在更是论坛的热门人物,业主们都表达了支持和援助。

  (三)行动型运动企业家执行线下工作

  除了意见型运动企业家之外,还有一批行动型的运动企业家。这批行动型的运动企业家虽然不善言辞,但非常具有行动力或策划能力,拥有各种知识背景和人脉资源。或是能够整合资源、完成行动的策划方案,或是能够将方案付诸实践。

  2009年10月份的时候业主成功策划的各小区万人签名、环保T恤衫和车贴的设计与购买、口罩秀、李坑参观活动等;11月份轰动全国的“11·23散步”整个的前期准备;12月份“巴索风云”邀请番禺区委书记谭应华来丽江座谈等活动,都和行动型运动企业家的努力分不开。

  从2009年9月份到2010年的3月份,共有以下行动型运动企业家提出线下策划方案,涉及上访、行政诉讼书起草、行政复议书起草、口罩图案设计、线下业主集会安排、接受媒体采访安排、车贴设计、车队游行联系、反烧T恤设计等等,涵盖抗争线下行动的方方面面。

  以姚姨和她的儿子“kingbirdogd”为例。由于刚好从事环保安全卫生方面的工作,姚姨对国家的一些环保法规很了解,很快就从法律的角度找到了突破口。她最先考虑的是行政诉讼——去法院告政府。十一假期,姚姨、“kingbirdogd”和学法律的儿媳共同起草了行政起诉状。10月3日“kingbirdogd”把这份起诉书放到“江外江”上让业主提意见。

  但找律师修改了行政诉讼状以后,律师楼回复说,没有一个律师敢接这个案子,因为这是跟政府打官司。姚姨只好去找一个律师朋友咨询,也被好心地提醒 “跟人民政府打官司是没有办法赢的”。诉讼的路走不通,姚姨就准备改走行政复议的道路。后来姚姨通过论坛结识了“阿加西”,大家交换意见之后,觉得行政复议道路漫长。决定采取上访的方式。

  于是,“kingbirdogd”在“江外江”发帖召集“第二次206 会议”。这次会议于10月15号这天在海龙湾的一家咖啡馆召开。丽江花园和海龙湾的十几名业主参加了会议。最终决定分两个团队,一部分人起草《反对兴建垃圾焚烧处理厂倡议书》,另一部分人负责宣传和收集反对签名。

  10月17日与18日两个周末,“kingbirdogd”、姚姨、“阿加西”、“Monica”等人开始分发倡议书,并收集各自小区支持或者反对项目的签名。签名按照该小区所有楼盘,一楼一张,每一户只有一个签名栏和一个意见栏,绝不多一个也绝不少一个。


六、虚拟组织何以能够避免风险

  (一)决策的民主化和风险的共担

  当然,这群运动企业家之所以能够成功进行抗争组织动员,关键还在于他们依托互联网所形成的组织动员模式与传统社会抗争模式的差异。

  在整个运动过程中,番禺业主的确并没有像传统社会运动一样,有固定统一的“维权委员会”之类的组织。但在具体的抗议活动中,通过在线协商,完成了集体民主决策的过程。“江外江”慢慢形成一个意见的自由市场,各种意见相互竞争,达成合议,并付诸行动。

  有人提出抗争行动建议,业主们集体在线协商,进行在线投票决策;进而共同出谋划策,将计划不断完善。然后有些江友自愿报名成为志愿者,最后在现实中付诸实践。

  通过线上线下的协调和互动,一环扣一环,让活动有序有效地完成。而维系这种链条的不是传统组织化的分工管理,而是在这样一种模式中,充分发挥了不同业主的特长。在具体的抗争活动中,依据特长自发形成了临时的项目小组。当然,这种项目小组是流动和松散的,但各尽其长,效率比较高。我们把这种方式看成是番禺业主“虚拟组织”的运作方式。

  这其实没有太多的工作,都有相关的团队去做。自己扫自己的楼。而且扫楼不是每次都是那个小集团在做,这次你去发展几个,下次又发展几个,一个小团队把所有工作都做完太累了。团队有些还是要管的,但我没有什么规划,不要老开会,只要把事情定下来然后每个人去做就好,没有绝对对错标准,有很多条路。(受访者:“阿加西”)

  10月份的时候业主成功策划的各个小区的万人签名、环保T恤衫和车贴的设计与购买、口罩秀、李坑参观活动等;11月份轰动全国的11·23散步整个的前期准备,都是在网上协商完成。12月份“巴索风云”邀请番禺区委书记谭应华来丽江座谈,邀请函也是和网友共同完成,对书记的提问也是江友发专帖集体协商的成果。这一桩桩看似困难重重的事,都通过网络的良好互动获得了成功,大多按照“虚拟组织”的逻辑展开。(见图3)

  这种民主决策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散了风险。意见型政策企业家更多的只是提意见的,甚少具体行动。而行动型政策企业家则像是呼应者,且通常从事非常具体的事务。所以呈现出风险共担的特点,成功实施了“虚拟组织”的策略。

  在中国的语境下,抗争者确实面临被镇压和瓦解的风险。长期的维稳策略更使得抗争的组织化基础非常薄弱。这种虚拟组织的运作成为抗争动员面临风险的自我保护策略。可以说,这个虚拟组织的出现是这批运动企业家在抗争过程中,面临高风险、弱组织化的困境,对互联网技术的创造性和策略性运用,充分挖掘互联网的各种技术特性,催生一种分散风险、相对民主的组织动员模式,保证了抗争通过互联网成功发动。

  (二)运动企业家适时消解风险感

  在中国的社会、政治情境下,这种虚拟组织还是遇到线上和线下的双重风险。线上主要是论坛被政府盯住,而且论坛还曾经被黑。而线下的风险则主要在于线上组织的活动通常会遇到政府的打压,活跃分子有被召唤“谈话”与“喝茶”的危险。

  论坛和QQ作用最大, 但我们也担心论坛给封了没办法,我们也有把大家约出来,每个小区都有个真实的团队,电话都有。(受访者:“阿加西”)

  在接受我们的访谈之中,抗争者们讲述到了他们面对的各种风险。比如“樱桃白”曾被警方传讯;姚姨家人也接到警方的警告电话。抗争者“阿凡猪”发表在江外江论坛的帖子《2009:番禺经验》中也回忆到:“呼吁大家去超市门口戴口罩的‘青鸟’第一个被警察约谈;而号召大家出来‘晒车贴’的几位业主,也有类似经历。在祈福新村,负责收集签名的兰阿姨(化名)发现自己一直被身份不明的人尾随。11月的一次签名收集活动中,她干脆被带上警车,到派出所问讯。”

  压力肯定有,很简单(举个例子),祈福上个星期天,只是几个志愿者去收集签名,没有拉横幅,就是拿签名表。但是,在中午有四五十个警察把他们带走,他们没有出示传唤证,也没有说犯了什么法,强行在公众场合带走。经常会有问题,发传单都会有人跟踪和干涉你。可能发完了后面就有人帮你搞卫生。(受访者:“巴索风云”)

  我们受了很多的打击和阻挠的:一是派出所传唤,番禺区公安分局传唤了20名以上的业主了。当然我们要去搭救他们。(有没有人传唤了退缩?)有啊,当然啦。丽江的“青鸟”就再也没出现了。有一些也退群了。“大乌鸦”当时就吓呆了,现在又出来了,说没事啦,我没事啦。像“阿加西”他们就很老成,没事啦。二是央视来调查,也受了阻挠。央视是自己来的,然后找到我。(受访者:姚姨)

  然而,当虚拟组织面临风险,抗争还能够顺利进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运动企业家们适时以各种方式对风险进行消解。这是番禺案例非常独特的地方。

  其一,运动企业家以幽默的方式,将被警察传唤戏谑为“被喝茶”,以此消解风险。

  10月23日凌晨12点,“阿加西”被警察叫去盘问1个小时。后来10月31日有网友因为号召大家去渔人码头晒车,被警察传唤。不断有人被叫去警局问话,让气氛变得紧张起来。网友“大乌鸦”去过警局之后就在论坛上消失了,很多业主都有点担心和害怕。这种压力很快引起了反弹,有些人戏谑地将被警察问话,转换成“被警察请喝茶”。通过“喝茶”这样一个悠闲的、日常的行为,抚平警局带来的恐惧感。对于那些被请喝茶的“战友”,业主们也表达了安慰和鼓励。“阿加西”等数名业主被深夜请喝茶后,很多“酱油”顶帖说:

  ……我们永远支持你……你不是一个人战斗……下次喝茶叫上我……请了你一个,还有后来人……人人都是阿加西……

   网友“Redmond”更是发表文章《论英雄,喝茶随笔》,将被“喝茶者”称为英雄。

  惊闻4位业主深夜被传唤喝茶,在某些人眼里,他们是捣蛋者,破坏和谐者,但是在我们业主心中,他们是英雄,默默无闻的平民英雄。

  后来,被请去“喝茶”甚至成为一个很有面子的事情。我们采访“巴索风云”的那天,他很高兴地跟我们说“今天有人说警察要叫我去喝茶,我回家穿件衣服就在这儿(咖啡馆)等着。”采访结束的时候,他还有点遗憾地说“现在还没来,估计不会叫了。”“樱桃白”去警局喝茶之后,在论坛上公布了整个问话的经过,一下子就消除了去警局的神秘感。业主放下心中的大石,说“原本还想问问各位喝茶是怎么样,现在看来很轻松啊,放心了”。“樱桃白”告诉我们,“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去警察局没什么,都是忽悠人的。”

  其二,运动企业家还透过转载各地媒体的报道,来制造全世界都在观看的效果,从而消解风险。

  运动企业家的理解是这样的:只要媒体记者在,就可能曝光,就会对政府造成压力,政府也就不敢轻举妄动,媒体成为重要的风向标。不论是姚姨还是“阿加西”,都不断在采访过程中强调媒体的作用。在他们看来,不同层级的媒体为突破禁令提供了机会。“阿加西”说,“媒体会把所有业主维权的声音放大,放大以后政府就会有压力,所以这个‘大戏’才能上演。”

  对,媒体是风向标。是很重要的。中央电视台“1 + 1”播出“民意是黄金”,中央已经定调,政府马上说不建了。因为播出来的都是经过过滤的,特别对这次公众事件的问题,中央的基调已经可以看到了。(受访者:“阿加西”)

  其三,运动企业家们还倡议主动与政府互动,邀请政府对话,援引各种政府回应,使用非对抗性策略等,引导抗争者理性维权。

  对于运动企业家来说,反对垃圾焚烧运动,实际上是一个妥协和适度抗争的过程。他们把解决问题作为最终目标,不是对抗。在他们的理解中,他们反对的不是政府本身,而是解决民生问题的方式。

  我们开始定的调就是:用一种守法的、合理的方式去向政府传达我们的意见。(受访者:姚姨)

  不能不理性,不然你会受到很大的伤害,盲目地跟政府对抗,受伤的只会是你自己,甚至自己的家人。所以中产阶级永远有一个度,不可能闹革命闹得彻底。(受访者:“巴索风云”)

  所以当11月23日“集体上访”结束之后,论坛上有些人号召12月23日重演一次时,很多运动企业家就公开发帖,表示反对。11月24日“sting”发帖《余,含泪恳求:我们一定要注意抗争方式》。11月27日“hxy0083”则在论坛上发帖号召,“11·23可一不可再,不要把自己逼进死胡同!”。

  “阿加西”也公开在论坛上发帖反对,告诫大家要低调做事。他认为在政府退让和转变的时候,业主们应该静观其变,不要老是挑逗政府,硬碰硬绝对不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面对“江外江”上个别特别激进的小年轻,“阿加西”也会私底下发短信提醒,希望将事情控制在维权范围内,不要涉及政治层面。

  ?我们一直贯穿的理念就是合法。不要打砸,堵路,过激的。行为准则不需要讲这么明白,每个人自己会衡量,也不需要说你要做什么,他要做什么。(受访者:“阿加西”)


七、讨论:社会抗争新模式的潜力和限制

  通过对议题的分析,我们发现一种依托于互联网的社会抗争新组织模式的形成。在不同类型运动企业家的引导下,维权业主们跨越时空、低成本、低风险进行在线协商和辩论,参与到抗争的诉求、目标、行动的策划过程。并在这种相对民主的协商和辩论过程中,形成意见自由市场。而在这个意见市场中,话语权是开放和流动的,不同的业主有了好的想法都可以提出来竞逐,并接受大家的“投票”。认可度高的优势意见得到其他业主的追捧,优势意见的提出者便成为意见领袖,得到大家的拥护。进而,部分业主积极呼应,承担线下的组织任务,成为行动领袖,形成线上和线下互动的格局。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业主在维权事件中注意到了基于互联网的这一新组织动员模式的潜力。近年来,我们看到很多个案都有效运用了互联网进行组织。比如上海磁悬浮列车事件、北京六里屯民众反对垃圾焚烧炉事件、厦门市民反对PX项目事件,等等。这些议题很大程度上也是依照本文所描述的“虚拟组织”的方式开展,当然由于各地公民文化以及社会情境的不同,“虚拟组织”在各议题中的表现也略有不同。

  放在中国当下体制的大背景下来考察,我们认为这或许是中国社会抗争开展的独特逻辑,与西方将互联网作为社会运动辅助工具的逻辑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依托于互联网的组织动员模式,呈现出威权体制下社会抗争兴起和生长的独特路径。在这一路径中,整个抗争行动变成了“群众性创意”的过程,消除了传统领袖的权威,让公众智慧得到了最大的发挥,也让抗争者的卷入程度更高。这种虚拟组织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政府打压维权精英,瓦解抗争组织的风险,成为威权国家社会抗争得以组织和动员的重要突破口。

  这一研究对现有的传统社会运动理论和当代中国抗争研究构成了回应和修正。在西方社会,社会运动学者考虑更多的是技术的供给性为运动组织提供的便利,比如降低了组织动员乃至参与的时间、空间、金钱和精力等成本(Earl & Kimport, 2011)。而在中国的语境下,互联网不独有降低运动成本的技术特性(technological affordance),更有规避政治风险的功能。而从长远来看,这种“虚拟组织”的社会抗争模式不仅为具体的抗争事件提供了解决现实困境的空间和机会,更将培育社会的组织性资源和传统。

  虽然这种以抗争事件为依托的“虚拟组织”能否进一步发展为现实组织,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察。但是,我们也观察到,在抗争行动结束之后,这种依托事件的“虚拟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出了一个潜在的社会网络,并培育了一定的公民文化。这种潜在的社会网络和公民文化成为了“虚拟组织”的社会遗产。当新的抗争议题出现的时候,这个潜在的社会网络很可能被激活。而且,透过“虚拟组织”培育的富有社会责任和公民意识的公民,比如“巴索风云”等,也很可能积极投身抗争之中。从这个层面来看,“虚拟组织”这种新的社会抗争模式对于当下中国的社会转型具有重大的意义。

  需要注意的是,技术优势本身并不足以自发形成这一模式。在我们的个案中,运动企业家对于互联网的成功动员起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群松散的运动企业家根据当下中国社会抗争中遇到的困境,对互联网技术进行创造性运用,开辟了一个新的抗争空间。成功实现了“虚拟组织”的组织模式。

  这批运动企业家有若干特点确保了虚拟组织的成功。其一,经历过多次的维权抗争演练,对公民文化有深刻的认同,所以他们通过论坛管理策略引导一种相对民主的组织和决策过程,并适时引导抗争目标、诉求的调整。其二,这群运动企业家使用了温和理性的抗争策略。他们强调理性维权,并主动与政府沟通互动。其三,他们适时以幽默的方式消解虚拟组织的现实困境,降低抗争参与者的风险感。其四,他们迅速转载媒体上的报道,制造全世界都在观看的氛围,增强抗争合法性。

  而这批运动企业家的出现,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社区抗争传统和公民文化的培育,并非每个社区都能有如此巧妙积极运用新技术的能力和热情。本文所分析的运动企业家的出现是该区域多次维权抗争行动的产物,与该区域在历次抗争中所形成的抗争文化息息相关。根据我们的访谈和相关资料,该维权抗争区域以前曾发起多起相关的业主抗争集体行动。这些行动既留下了抗争的信息基础设施,更是培育了一些抗争精英。事实上已有研究指出,社会抗争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在于塑造了特殊的抗争文化,培育了一批擅长抗争的抗争精英(O’ Brien & Li, 2005)。

  当然,由于这种虚拟组织抗争模式的局限性也很明显。从微观层面看,这一模式受到了社会抗争者的媒介素养和表达策略的限制。本文所分析的中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较高,所以能够掌握较多的媒体资源(如社区论坛)和媒体使用能力,而对于底层弱势而言,媒介素养较之中产阶级相对不足,也存在着较大的数字鸿沟。所以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阶级分化的倾向。

  从宏观层面上看,这种模式的形成之所以可能正是因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在我们观察到的这些议题中,许多都属于“日常政治”的灰色地带,虽然维权议题中往往涉及政府利益,但并不具有强烈的反体制倾向,并不对现有体制构成威胁。议题类型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这种模式能否成型和发挥效用。

  通过以上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的剖析,我们可以说,这一新社会运动组织模式的形成,除了取决于抗争行动者(尤其运动企业家)如何根据政治、社会情境的变化,策略性地使用互联网,也受限于宏观的体制空间以及抗争者的技术素养。

  当然,由于以上提及的宏观因素与微观因素的差异,这种新组织模式的动员效度在不同案例当中也各不相同。本文以成功个案为例,展现了运动企业家在这一模式中的关键作用,将来的研究还可通过个案对比的方式,来探寻这种新的组织模式能否奏效,能否形成线下行动的更多影响因素。


  *本课题得到了2011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媒体、集体行动与底层舆论的互动关系研究”资助(项目批准号:11YJC860058),以及第48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课题名称为“城乡一体化、流动人口与传媒赋权”,资助编号:2010048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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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节选自2009年11月10日 “樱桃白”发表在“江外江”论坛的帖子:《抵制垃圾电厂最大的难题——我们被人为孤立甚至被人为对立了!!!》,http://www.rg-gd.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6046&extra=page%3D1。
②节选自2009年11月26日“肥老雕”发表在“江外江”论坛的帖子:《警惕偷换概念:是不能烧,不是在哪里烧》,http://www.rg-gd.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178394。
③参见“江外江”论坛,http://www.rg-gd.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5138&extra=page%3D1。
曾繁旭: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黄广生: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
刘黎明: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